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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、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、吴玉章讲席教授王文（受访者供图） 中评社北京11月6日电（记者 吴家驹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、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、吴玉章讲席教授王文在接受中评社专访时表示，深圳APEC要成为APEC机制“重新校准方向”的一次会议。
如果亚太走向分裂，全球化的裂痕会进一步扩大。
深圳APEC，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，尝试拉住全球化的缰绳。
王文今年与同事合作发表了两篇关于APEC的长篇论文，分别是《亚太共同体建设：结构性挑战、APEC转型改革与中国方位》《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35年：演进、挑战与未来路径》。
他表示，相关问题也是他今年两篇APEC研究论文持续聚焦的主线。
今年是APEC“中国年”，11月18至19日深圳领导人非正式会议，恰逢中国加入APEC35周年，也是继上海、北京之后，中国第三次主办APEC领导人会议，本身就带有承前启后的标志性意义。
对于深圳APEC，他的总体展望是：深圳APEC不应当只是一场宣言式的峰会，而要成为APEC机制“重新校准方向”的一次会议。
过去十年，地缘竞争持续渗透亚太区域经济议程，APEC“开放的地区主义”底色不断受到侵蚀，成员之间在贸易规则、数字治理、产业链安全上的分歧越来越大。
深圳作为一座依托全球化、依靠创新成长起来的城市，本身就是亚太合作成果的缩影，在这里开会，天然承载着一种信号：亚太不能滑向阵营分割，经济合作应当回归经济本身。
结合两篇论文的研究，王文个人重点关注四大议题。
第一，亚太自贸区（FTAAP）的路线图落地，这是2014年北京APEC留下的愿景，距今已经二十余年，长期停留在愿景层面，是本次最需要拿出阶段性方案的议题。
第二，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区域协同治理，重点是防止科技议题地缘化，探讨开放、包容、非歧视的AI治理框架，弥合亚太内部的数字鸿沟。
第三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去风险化的边界厘清，区分正常的风险防范和排他性的“脱钩断链”，推动建立可对话、可核验的产业合作准则。
第四，绿色转型、能源与粮食安全的普惠合作，照顾亚太中小经济体、发展中成员的转型成本，避免绿色标准变成新的贸易壁垒。
王文希望峰会能够推动几方面实质性成果。
一是形成一份清晰、可分步推进的FTAAP推进框架，兼容RCEP、CPTPP等现有自贸安排，走“渐进整合”道路；
二是形成亚太人工智能合作的共同原则，建立APEC框架下AI产业标准对接、能力建设的常态化工作组；
三是更新互联互通行动计划，把硬件联通延伸到数字联通、监管互认、商务便利化，升级APEC商务旅行卡、跨境资质互认机制；
四是完善APEC内部的能力帮扶机制，为太平洋岛国、欠发达经济体提供绿色融资、数字基建配套支持，防止亚太合作越来越变成发达经济体的俱乐部。
王文也表示，对这次会议应保持务实期待。
不能指望一次峰会消除所有分歧，核心目标是重建共识底线，守住APEC经济合作的主航道。
王文认为，当下全球治理正处在明显的“熵增”状态：俄乌、中东等局部冲突持续外溢，推高能源、粮食、航运成本；
多边贸易体制承压，小圈子、排他性机制层出不穷，很多国家被迫在大国之间选边。
亚太是全球经济增长主引擎，贡献全球接近六成的增长动能，亚太能不能稳住合作基调，直接决定全球经济会不会进一步碎片化。
在他看来，深圳APEC的价值体现在三层。
第一，它是亚太地区的“冲突防火墙”。
APEC的根基是经济对话，它天然提供了一个超越安全阵营、各方都能坐下来的平台。
哪怕成员之间存在安全分歧，在APEC框架下，仍然可以维持经贸、创新、气候议题的沟通管道，避免地缘矛盾全面吞噬经济联系。
这一点，也是他的论文反复强调的：APEC最大的制度优势，就是它的自愿性、非约束性、开放包容，不同于排他性同盟，它可以容纳多元立场，保留合作的最小公约数。
第二，它为全球治理提供“亚太方案”。
现在全球很多多边平台陷入僵局，而APEC长期坚持“开放的地区主义”，倡导不搞集团对立。
深圳峰会如果能够重申反对保护主义、反对把经济工具武器化，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，就等于向全世界释放一个清晰信号：多极化不等于集团化，竞争不等于对抗。
这种示范效应，对全球南方国家尤其重要——很多中小国家最担心的就是被迫选边，而APEC模式恰恰提供了“结伴而不结盟”的合作样本。
第三，它承担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功能。
气候转型、数字治理、粮食能源安全，这些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。
亚太经济体差异巨大，既有发达工业经济体，也有最不发达岛国，在APEC框架下磨合出来的兼顾发达与发展方诉求的规则、工具，未来可以外溢到全球治理层面，弥补当前全球机制的僵化与失灵。
王文表示，如果亚太合作稳住了，全球增长的基本盘就稳住了；
如果亚太走向分裂，全球化的裂痕会进一步扩大。
深圳APEC，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，尝试拉住全球化的缰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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